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鲍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
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然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岗、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他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说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种正确探索在六大召开后就停滞了。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开，一是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因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很严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了军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从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据。结果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七大，解除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散”，要求恢复毛泽东领导的呼声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主张“以农村中心”的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中国革命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总爆发”，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并付诸行动，造成严重危害。
“立三路线”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此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又有点过“左”，就是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是有点过头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公开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这种“不听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而红军进攻大城市相继失利，终于使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又发生了分歧，中央认为“立三路线”是“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而共产国际则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次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
下级与上级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级服从上级，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但对这个说法，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在以后杜绝这种不听招呼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要让能够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志负责中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潜到上海，在他一手操办下，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中央领导权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中共中央文件从来没有作过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内容我在讲稿中作了归纳，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
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后再进行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城市，所以农村是孕育革命的温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六个“同时存在”将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再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势力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前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中国应该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尽量迁就、服从、支持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国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压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由以前的“左”，又变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甚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上就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错，但放弃领导权那就会重蹈大规模失败的覆辙。王明不仅自己宣讲右的一套，而且还利用控制的《新华日报》大肆传播他的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则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论持久战》。王明的右倾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产生了动摇。针对于此，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仍然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然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指出这是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这样，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