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
2016年07月0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的出版，给我们党的“红色家谱”库增添了一部目前历史跨度最长、研究成果最新，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史著作。这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九十年》不仅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党史教材，而且提供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和写好党史的一个范本。这对于进行革命传统、历史经验、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教育，对于加强党的基本理论武装，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本书的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达到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历史、现实、未来是贯通的。党史工作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我们说这本著作达到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首先体现在时间的大跨度上，它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9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的重点是民主革命时期；90年代以后，党史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延伸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近几年，中央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历史研究。但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尽管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总的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历史都很重要，都和现实有着联系，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因而显得更为重要。这部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段历史的撰写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依据中央的有关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评价，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把著史的下限划到最近，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创新。当代人是否能够写好当代史？编写历史著作到底应以何时为下限？这个问题史学界曾长期讨论，直到今天看法仍不一致。有人坚持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相对凝固化、能够得出比较确切结论的事实才可以称为历史，而仍在进行、流变、距今很近的事实则是现实。前者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后者属于现实问题研究的范围。也有人认为，已经过去的所有时间都属于历史，历史与现实并无截然分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认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各有各的优点。当代人写当代史，就其优点来说，由于作者置身当代社会实践，对当代实践有亲身的感受、直接的观察，所记载的事实更能少一些主观推断。《九十年》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下限划得很近，一直写到党的十八大。这本书的写作成功说明，把党史研究和编撰的下限延长到最近，便于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思考，完整地了解事物演变的过程，对我们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有益处，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成立的。阅读本书就有这样的感觉：从大的历史趋势看，现存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都有其内在的根据。这对于加深对当前我们党实行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第二，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所谓党性，就是牢牢把握“党史姓党”的原则，始终坚持党史研究宣传的正确方向，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编写党史。所谓科学性，就是树立科学的历史观，遵循史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九十年》紧紧把握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紧紧围绕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九十年》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不是简单化笼统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并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正如《九十年》“结束语”所明确指出的：“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失误和曲折呢？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得到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真正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九十年》对“文化大革命”根本否定，强调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九十年》既强调“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又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错误同两个反革命集团区别开来了，澄清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九十年》还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这本著作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经验教训，对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在中国再度发生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评价。比如，对于陈独秀，《九十年》明确提出，1920年发表《谈政治》一文之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成为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九十年》坚持认为陈独秀是有重大责任的；同时又根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新成果，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实事求是地指出，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同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也难以摆脱共产国际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有直接关系。这些表述是比较公道的，不因为其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第三，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在以往的一些党史著作中，有一些单纯地叙述史实，“文山会海”的史料堆砌，也有一些把活生生的历史预置于一个先设想好的固定程式中，进行说教式的叙述，写得刻板、枯燥，这样就割裂了材料与观点的统一，难以有说服力地回答历史的本然和历史的所以然。这部党史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夹叙夹议，把基本的理论观点寓于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之中，不作空泛的冗长议论，既直书实录，让事实说话，又以史为鉴，开掘历史的本质。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夹叙夹议中的议，紧密结合历史发展而展开，和历史事实融为一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既有以史为主的丰满历史感，又有以论贯通的深刻理论色彩，真正对读者有所启发。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九十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依据“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我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正如书中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影响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并没有破坏生产力，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同1955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4%，工业总产值增长28.2%。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是明显的”。同时，书中又明确指出了“三大改造”中存在的偏差、缺点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从对社会主义认识和苏联模式影响的高度，分析了产生这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本书虽然篇幅不是很大，只有60余万字，但是在史料上，确实下了一番苦心，体现出在分析、鉴别、驾驭和运用史料方面的深厚功力。本书既引用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也引用了许多口述历史资料，包括各方面人物的材料，还引用了一些外国资料，这样使得全书显得丰满充实，有血有肉。比如，在论述土改运动的重大意义时，引用了国民党政府时期北京大学院长蒋梦麟对美国国务院人士所说的话：“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共产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抓住了这场革命的领导权”，“美国无论怎样做，最多能推迟国民党的失败，却不能改变其结果”，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第四，实现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九十年》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它以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和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导向正确、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细节典型、点评精当、增强针对性和注意创新”的编写要求，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基础，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精华，借鉴其编写的成功经验，并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
本书的可读性也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比如，书中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创业精神时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而且，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特别是适应青少年阅读的特点，与时俱进，全书采用双色印刷，每个章节都撰写了提要，配有大量图片、图表，装帧大方，封面设计得当。总的感觉，选配合理，图文并茂，增加了全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民族、国家和自身历史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但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严重侵蚀党和人民这一安身立命的基础和资格。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与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以英美为师”的所谓“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九十年》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这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热切企盼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的时候，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美国人福山甚至发表著作，宣称历史终结了。国内也有一些人徘徊观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坚持多久心存疑虑。20多年后的今天，《九十年》出版之时，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之后，仍然保持青春活力，越来越壮大，坚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呢？我想，只要了解和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读一读《九十年》，是会得到答案的。
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借鉴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习近平同志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学习党史进一步提高到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作为一部权威的党史基本著作，《九十年》的出版，将会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兴起党史学习热潮，这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人民日报》（2016年07月05日09版）